这一点冯友兰先生做到了，可说是有功于中国哲学。

物各自然，不知所以然而然。[13] 与天下无对，就是不与天地万物相对而立，不以自己为主体，不以万物为对象。

境界是心灵自身的境界，是存在者实现存在的状态，由于存在者把自己同世界隔离开来，从自己的欲望出发，运用自己的知性去认识世界，这样反而受到了蒙蔽，不能至于性之极而达于所以迹，即不能实现与物冥合的心灵境界。二是环境所造成的限定性。神人、圣人是庄子提出的道家理想人格，由于郭象接受了儒家道德学说，因此，在他看来，神人境界也就是圣人境界。因此，本体问题同心灵境界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因此，它需要一种无意志的意志和无知之知、无欲之欲。

这个生，就是生命存在。因此，也是自由的，只要物任其性，就能实现他的自由，但需要一定的场地、场合，即存在的环境。[24] 牟宗三：《自律道德与道德的形上学》，《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第326页。

[2] 牟宗三：《智的直觉如何可能？》，《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第364页。牟先生说过，心可以上下其讲[22]，这本来很好，但他只从上面讲智心，讲知体，即所谓本心，情感则只能从下面讲，而且下落之后，很容易成为私欲之心、私欲之情。他虽然说过道德情感是决定意志的一个原因，是实现原则，但实际上仍然是如何感兴趣、如何感发之类。这至少说明，康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，道德情感同审美情感（鉴赏属于审美情感）是有联系的。

西方有一派被称为情感主义的哲学家、伦理学家，确实看到伦理与情感的关系，用情感解释伦理，他们否定了道德形上学，更加重视心理问题，但是，他们并没有否定道德形上学关于情感的基本观点，仍然认为情感是私人的、主观的、相对的、易变的，因而否定了一切伦理价值。这样说，并不违背中国哲学的精神。

康德的目的论哲学同儒家哲学并不一致。康德认为，作为本体的人与作为现象的人，就如同物自体与现象界一样，是绝然对立的，是不能相通的，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，是超绝的。如何保证其实现呢？他从儒家哲学中找到了本心这个概念。按照这种观念，只有提出自然哲学或宇宙本体论哲学，才是真正的哲学，否则就不是哲学。

[3] 牟宗三：《智的直觉如何可能？》，《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第347页。另方面又说，物自身就是实体概念，即道德实体与宇宙实体。‘纯粹理性如何能是实践的以及‘道德法则何以能使吾人感兴趣这两者完全是同义语，其关键在心（兴趣、情感）之上提而为超越的本心。这种超绝心灵学的实质是使心灵超越情感，变成形而上的绝对实体，即绝对的理性实体或知体，其本质作用只是定方向，至于情感则被彻底超越了。

因此他说，纯粹理性自己就有实践力量[26]。心灵境界能够解决这些问题，但不必承认神的存在。

试问，离了爱这种情感，还有什么仁？还有什么理？至于仁的境界的实现，当然不只是智的问题，更重要的还有情感体验问题。当康德说谁对自然的美直接感到兴趣，我们有理由能够猜测他至少具有良善的道德意念的禀赋时，我想他也有这种体验，当他对心中自律感到愉快、对头上星空发出惊赞时，我想他也有这种境界。

总之，不论是指情言性说，还是因情见性说，都承认情有形而上的意义（即性理），同时又是现实的。[8] 朱熹：《孟子集注》卷二。天地万物一体之仁，就是最高的道德体验，同时又有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。这就是说，中国哲学不是实体论的，而是境界论的。后儒特别是宋明儒确实提出了心本体论哲学，以道德心为本体心，但这不是从实体意义上说的，它既不是观念实体，也不是精神实体，而是存在本体。我们知道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，是天人合一境界，而在这种境界里，既有知的问题，又有情和意的问题，而且很难用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严格区分之。

康德在解决本体的人同现象的人的关系时，遇到了很大的难题。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了。

实现到什么程度，境界便达到什么程度。如果真有一个超绝的实体，那么儒家的天道流行、性命合一之说，就很难理解了。

牟先生则把情感上提而为本心，本心就是无限智心或智的直觉，因而则将一切是理性决定，而毫无情识作用[28]。[30]《学言下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二。

刘宗周说：盖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，闻见何尝离得心灵？[30] 应当说，这比王阳明的良知不须闻见要更加切近生活与实践。至于说到情感体验，既有审美体验，又有道德体验，甚至还有宗教体验。美是单纯由情感决定的，是主观的纯形式的。他批判康德对道德情感不能正视，但他所说的道德情感，只是对道德法则感兴趣，即所谓悦理义，他并没有触及道德情感的真正内容，如良心、恻隐之心、仁义之心等等。

[15] 何以仁义礼智之性便是喜怒哀乐之情，我们不讨论（这种对应关系的确立与朱熹有关），但性情不能分，则是再明确不过了。他们不肯承认，情感也有普遍的、客观的意义。

[6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下卷，第100页我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儒、道、佛各家的心性论思想及其发展、演变和相互关系，同时也突破了所谓程朱、陆王之争。

这是心灵自身之事，不是依靠外在的某种东西。情感体验与理性有紧密联系，但不等于理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（孟子语），就不是理性所能概括的。

但能不能把儒学归结为宗教，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。应当承认，在认识主体方面，中国哲学的贡献是有限的，甚至是缺乏的，这一点我在书中和有关文章中已经指出了。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界，包括自在的自然与属人的自然。其实，中国早就有儒教之说，不过它不是宗教的意思，而是说教、教化的意思。

第四阶段是90年代初期开始，着重于心灵与境界、哲学与宗教方面的研究。记者：首先祝贺您的《理学的演变》一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学术论著一等奖。

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，主要从事心性论研究。理学心性论固然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建构的过程，但它的根源却存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。

他要建立当代新儒学，建立新的道德形上学，就必须以儒家哲学为立足点，道家和佛学自然被排除在道统之外了。天人合一是讲什么问题的、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，现今确有不同理解。